李白并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是因為他在一開始就沒有評選“唐宋八大家”的資格。

但不是因為他才華不夠，也不是像一些“憤青”說的那樣不屑入選。

需要先搞明白，什么是“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并稱，始于明代

“唐宋八大家”，唐代兩人，即韓愈和柳宗元；宋代六人，即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之所以選這八個人，是因為在明代有一個叫“朱右”的人，編了一本名為《六先生文集》的散文作品選集，因為將“三蘇”，即蘇洵、蘇軾、蘇轍并列起來了，實際上入選的作者一共有八個。

明代中后期的時候，唐順之選《文編》，唐宋文也只收錄了這八個人的作品。而茅坤更是將“三蘇”拆分，重新編選了《八先生文集》和《唐宋八大家文鈔》，至此才將“唐宋八大家”的名號確定下來。

從這個過程就能看出來，主要的編選者唐順之、茅坤是是“唐宋派”古文的倡導者，而收錄的這八個人的作品是“散文”。

所以，“唐宋八大家”的全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

那么，這八個人是以什么標準選出來的呢？

唐宋八大家相似的經歷，契合了唐宋派的主張

唐代韓愈和柳宗元都是中唐時期的人物，并且一起發動了“韓柳古文運動”，成功改變了當時的文體和文風。

李白除了詩歌之外，并非沒有寫過文章，就像其著名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也歷來被人稱頌。

但是，這篇文章是“駢文”，也是初唐、盛唐時期非常流行的體裁。

這種文風是繼承自六朝時期的四六駢文的，雖然在優秀的作者筆下，駢文還是散文只不過是形式的問題，內容依然非常精彩，但架不住平庸的作者更多，就拉低了對于“駢文”的整體評價。

很多作者過分地注重形式的華美，語言的絢爛，寫出來的作品非常空洞，就是一堆華而不實的文字垃圾而已。

這樣的文風對社會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文風的孱弱會影響一個社會的氣格，使得奢靡之風盛行。

韓愈、柳宗元所踐行的就是“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文風，摒棄了華而不實的駢儷色彩，注重文章內容的實質性。

并不是說“駢文”不好，而是通過用文風變革的方式，讓文人變得務實起來。

所以蘇軾才會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稱韓愈：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同樣的，“宋六家”也有和韓柳相似的遭遇，他們一同掀起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

北宋的這次文體革新主要反對的是“太學體”文風，即故意把文章寫得艱澀難懂，美其名曰“古意盎然”。

而有趣的是，“太學體”正是反對駢儷文風的“西昆體”而出現的，但顯然矯枉過正了。

關于“太學體”還有一個比較好玩的故事。

歐陽修在負責編纂《新唐書》的時候，見到前輩宋祁在一些措辭上犯了“太學體”的毛病，于是就想了一個辦法委婉地提醒他。

有一天早上，歐陽修在公署的大門上寫了八個大字：

宵寐非禎，札闥洪休。

宋祁端詳了半天，說這不就是“夜夢不詳，題門大吉”的意思嗎，怎么寫成這種讓人看不懂的風格。

歐陽修說，這正是模仿您將“迅雷不及掩耳”寫作“震霆無暇掩聰”。

歐陽修是這六個人當中的前輩，三蘇、曾鞏、王安石等要么是他提拔的人才，要么就是他的學生，這一次“古文革新”運動實際上是由歐陽修和這一批得力后輩一同發動的。

所以，這八個人都有改革文體、變革時風的經歷，在文壇上都有極為關鍵的作用。

這對明代當時的文風變革有借鑒意義。

明代的文風流于“模擬”，尤其鐘愛擬古，前后七子甚至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使得文風變得越來越機械。

唐順之、茅坤等“唐宋派”就是反對這種擬古風氣的，他們更傾向于“文道合一”，有點類似韓柳的“文以載道”和“文以明道”，也主張寫文章應該直抒胸臆，反對過于古樸晦澀的文風。

這種觀點很有價值，雖然他們自己做得并不是特別出色，但卻影響了清代“桐城派”散文的發展。

從選拔的標準和過程來說，“唐宋八大家”還是名副其實的。

需要看到，散文體裁只是選拔的文體標準，但背后所隱藏的卻是對于文風變革的影響，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使得其所處時代的文學風貌變得健康向上。

在這一點上，李白極具個人情懷的創作風格，單從社會貢獻上來說也是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

未來在黑夜隱匿，于此靜待曉光。

我是待曉兒，專注于文化的科普與解讀，歡迎關注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