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一年（637），盛唐王朝內修外治，國泰民安，李世民因此洋洋自滿，漸有享樂之意，大修殿宇、廣羅珍寶、四處游玩、勞民傷財。時任門下省侍中的魏征對此頗感憂慮，于是在當年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

題中《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封，也稱“論時政第二疏”，但是這兩個名字都不是它原本的題目，是因為奏疏內容太過精彩，后人為方便傳頌，根據內容總結出的名稱。就比如《隆中對》和《出師表》，都出自《三國志》，也是從書中內容提煉，諸葛亮在上疏時不一定會寫《出師表》三個字。

《諫太宗十思疏》

此名稱出自《全唐文》，是清嘉慶年間官方修訂的唐五代文章總集，收錄了唐和五代十國期間3000余名作者的20000左右篇文章。清朝嘉慶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誥領銜，阮元、徐松、胡承洪等百余人參加編纂。至于《諫太宗十思疏》始于此書，但是誰最給先起的名字已經不可考。

奏疏

奏疏起于秦朝，興于漢朝，用途為“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并且有比較嚴格的行文程式，封皮一般是部門或大臣名字奏折，起手多是“臣***跪奏”、“臣昧死言”等等，諫疏也大抵如此，不能直入主題，要有鋪墊和過度，否則即使皇上脾氣再好，看多了也是會生氣的。

從傳世的奏章手本看，是不需要為啟奏內容起名字的。

廟號

“太宗”作為李世民的廟號，是死后供奉時才會出現的，雖然按照慣例，二代皇帝多為“太宗”，但是誰也不愿意在生前就被人以牌位名相稱。大臣不會當面稱呼李世民為“太宗”，就像你不能當著嬴政的面叫他“秦始皇”。還有一個最有助于理解的例子，就是父親在世時我們絕對不能稱之為“先父”，否則容易被抽死。

因此，魏征在寫這篇奏章的時候，李世民并不會看到《諫太宗十思疏》這幾個字，這個標題的出現只是后人為了傳閱方便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