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梁漱溟？

梁漱溟是在1988年安然去世的。當時海外的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評價說，梁漱溟的逝世象征著一個時代，五四時代的終結。這句話乍看有點匪夷所思。梁漱溟出道很早，他在北京大學部任教是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是同時的，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時候他正處在這場大風暴的中心。但是他并沒有為五四反傳統的潮流所吸引，相反的，五四的沖擊把他推向了為傳統辯護的方向。他公開宣誠他在北大主要是為孔子和釋迦摩尼打抱不平的。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

如果我們以五四代表當時的思想的主流，那么梁漱溟似乎可以說是“反五四”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反五四”并非就是說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其實“五四”與“反五四”是一體兩面，是并存的兩股思潮，“反五四”并不是說反對五四所代表的一切，梁漱溟仍然認為“民主”和“科學”是現代大陸人所必須追求的價值，但是與此同時并不主張傳統一無是處，他堅持認為大陸的傳統文化中，儒釋道的思想觀念中仍有很多未過時的成分，是需要被我們吸收而不是遺棄的，因此主張西方的科學和大陸的傳統可以齊頭并進。而那些真正的反五四精神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則認為大陸的文化是最好的，西方的文化不可取。

因此說，梁漱溟所堅持的思想其實是最為平穩和中庸的，是傳統的士大夫人格的完整表現，具有一個開闊的胸懷，能夠海納百川，能夠做到好學深思，而且并不把這種學問只是停留在單純的學問階段，極力以“改造世界”為本質。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種精神其實是五四精神的一個側面，而不是五四精神的反面。他的理論著述雖然在那個時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經過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陸學人對五四運動和精神的重新審視和反思，乃至李澤厚提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時期，以梁漱溟、陳寅恪等代表的大陸傳統知識分子重新得到重視，“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知識分子的觀念得到大力的弘揚。

梁漱溟曾經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學問中人”，只是“問題中人”。縱觀其一生他所深切關懷的問題似乎只有兩個問題：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這兩個問題貫穿他的一生。先是在清末民初，少年氣盛的梁漱溟以救國救世為己任；五四時期，他經歷了一場人生危機，重新確立信仰和探討文化出路成為他的關懷所在；三四十年代，重新回到社會，開展著名的鄉村建設實驗和進行政治參與；五十年代以后，限于政治環境的變化，重新思考起所謂的人生問題。總之，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是他生命中交替出現的主題。梁漱溟自認為有著神圣的歷史使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梁漱溟的狂狷之氣是有目共睹。1942年，梁漱溟從淪陷的香港只身突圍，一路驚險，別人都在為他的生命安危擔心，但梁本人卻非常自信。他說，我相信我的安危自由天命。今天的我將可能完成一個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沒有第二人可以替代。從天命上說，有一個今天的我，很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這些狂話本來是寫在給兒子的家書里，后來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的雜志上發表了，自然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但梁漱溟卻不以為意，他以為這些話原來是出自家書，本來不足為外人道，但既然已經公開了，也不須后悔，只要平常心視之就好了。這就是傳統士大夫的完整人格的體現，狂狷見其真性情。

縱觀梁漱溟的一生很有意思，歷史的風塵似乎并未遮掩住他的精神和風骨，反而把他打磨的愈加鐵骨錚錚，愈加坦然平和。1975年，他完成了最后的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之后覺得自己已經無所留戀，可以去矣。有人覺得他過于消極，就寫信勸說。他卻認為自己一生的文化使命已經完成，他對他的一生“并不失望”，“也沒有遺憾”，“我做完了我這一生中要做的事情”。他覺得他是一個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