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其實不是寫農民起義的，你知道作者真實的意圖嗎？

《水滸傳》確實不是描寫農民起義的。要知道作者的真實意圖，必須從《水滸傳》的實際描寫出發，并把這些描寫放在特定的歷史時代加以認識。

宋江起義的北宋末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宋徽宗不以國事為念，沉迷于聲色犬馬；“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后，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于遼金”，江南的應奉局、造作局豪奪巧取，運送花石至京師的船只絡繹不絕，廣大民眾不堪重負，中產之家也至賣妻鬻子；山東、河北等地設西城司，增加賦稅，水旱不免；還有每年進貢給遼、夏的銀絹以百萬計，都要從老百姓身上榨取。不堪忍受殘酷剝削和壓迫的廣大民眾紛紛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方臘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水滸傳》并沒有去反映這一時期階級斗爭的本質特點，讀者很難從作品中看到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農民所引起的反抗斗爭的正面描寫。梁山泊一百單八人中，除一部分原是朝廷將官外，其余的主要是梁山泊周圍大大小小山頭上的頭領。然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山頭很難說有一個是農民起義的據點。例如，桃花山上強要民女做壓寨夫人，專門“下山攔劫過路客人錢財”的周通；少華山上“薅惱村坊”、不讓附近居民上山打捕野味的朱武、陳達、楊春；白虎山上“和本鄉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眾占山，打家劫舍的地主少爺孔明、孔亮；清風山上“因為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的燕順；枯樹山上“平生只好殺人”的鮑旭；芒碭山上“商量了要吞平梁山泊”的樊瑞、 項充、李袞；對影山前“比并戟法”、爭強斗勝的呂方、郭盛；以及登云山里聚眾打劫的鄒淵、鄒潤等等，說他們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確實很難讓人接受。正如很難讓人承認原來占著二龍山“聚集著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鄧龍一伙是農民起義，承認揚子江里以劫人錢財為生的截江鬼張旺和油里鰍孫五是造反英雄一樣，如果硬要將后者與前者加以區別，只不過前者后來歸順了梁山泊、參加了宋江的事業而已，而后者只是一伙烏合之眾。

宋江所領導的梁山泊，與以上所說的大大小小的山頭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不同的是，宋江起義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嚴密的組織建制，強大的軍事力量，最后實現了起義的目標。在《水滸傳》作者的心目中，宋江起義與方臘起義是完全不同性質的起義，因而他對這兩種起義有著愛憎鮮明的不同態度。

在作者筆下，方臘是歙州山中樵夫，“因朱勔在吳征取花石綱，百姓大恐，人心思亂”，便 “乘機造反”，他們“占據州郡，擅改年號”，“自為國主，獨霸一方”，真正和腐朽的趙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勢，非推翻趙宋王朝不會放下武器。這樣的起義，應該說是真正的農民起義。然而《水滸傳》對方臘的起義卻持否定態度，對方臘深惡痛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當宋江等人將方臘起義鎮壓后，作者深有感觸地說：“神器從來不可干，僭王稱號詎能安！”誰膽敢凱覦皇權，誰膽敢犯上作亂，方臘的結局就是榜樣。而“宋江這伙，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堂設‘忠義’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贓官污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與國家出力，所以受到作者的同情和肯定。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聚義”與“造反”是絕不相同的。宋江等大鬧江州，火燒無為軍后，李逵曾說：“放著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的？”并且喊出了“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的口號，卻遭到戴宗的呵斥。李逵的意見顯然是不被宋江等人所接受的。在作者看來，宋江這伙人的行為不是“造反”，只是打擊貪官污吏，從根本上是為了維護趙宋王朝的統治。正如阮小五在抗拒官軍時所唱的漁歌那樣，他們是“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為了避免梁山泊一伙走到方臘式的造反道路上去，《水滸傳》安排有造反傾向的晁蓋被曾頭市的史文恭射傷而死，并讓宋江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豎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所謂“忠義”，按作者的說法就是“忠為君王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權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被奸臣蒙蔽的趙宋天子來整頓社會秩序，懲治貪官污吏。既然《水滸傳》作了“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故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義，把寨為頭”的安排，作者怎么可能把宋江作為一個農民起義的英雄來進行塑造呢？說《水滸傳》描寫農民起義的，顯然與作品實際不符。

有一種傳統的看法，以為梁山全伙受招安標志著這支起義軍的失敗。其實，《水滸傳》作者并不這樣看，他把宋江等人的接受招安描繪成節日慶典。你看那“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扎縛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結彩懸花，下面陳設笙簫鼓樂”，宿太尉騎在馬上，張叔夜在后相陪，吳用等乘馬跟著，至梁山泊水濱，“香煙拂道，宋江、盧俊義跪在前面，背后眾頭領齊齊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詔”；“三關之上，三關之下，鼓樂喧天，軍士導從，儀衛不斷，異香繚繞，直至忠義堂前”——這場面寫得何等瑰麗壯觀！這種節日氣氛的渲染，勝過梁山泊上重陽佳節的酒會，也勝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大典。在《水滸傳》作者眼里，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是這支起義軍的真正勝利，因為梁山泊上絕大多數頭領多年的夙愿實現了，梁山泊起義的基本目標實現了。作者所要描寫和歌頌的正是這種以招安為目的的起義。

以招安為目的的起義是宋代特有的種文化現象。只有了解這種文化現象，才能夠對宋江的起義作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分析。

歷史上的宋江起義屬于什么性質的起義？前面筆者已經做了介紹，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宋江故事在南宋流傳中呈現出新的特點，那就是，他們認為宋江起義是與方臘起義不同性質的起義。在人們心目中，宋江是受了九天玄女娘娘天書而“廣行忠義，殄滅奸邪”的“呼保義”。而“保義郎”正是兩宋之交朝廷招安忠義軍頭領所授的基本武官官階，在宋代武官中屬于很低的一個職級。宋江自呼保義，說明他沒有野心，所謂“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跡”，因此得到南宋士大夫的普遍歡迎，朝廷也允許講說宋江的故事。龔開在《宋江三十六贊并序》中給宋江的贊語是：“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正是對宋江故事在南宋流傳特點的一種概括。

還有一點值得說明，由于宋江故事在流傳中突出了“忠義”的特點，所以南宋時期的許多忠義故事被整合到宋江故事中來，極大地豐富了宋江故事的內容。在南宋流傳的宋江36人中，有不少是南宋著名的忠義軍頭領和愛國將領。現略舉幾例如下：

大刀關勝本是濟南府(今山東濟南)的一員將領，驍勇善戰。建炎二年(1128)冬，金兵圍攻濟南，關勝引兵拒敵，金人無機可乘。濟南府知府劉豫早已心懷不軌，于是殺關勝降金，后來劉豫在金人扶植下建立了偽齊政權，為人民所唾棄。《水滸傳》作者為了紀念關勝這位抗金英雄，讓他上了梁山泊。

鐵鞭呼延綽(《水滸傳》為雙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手下將領呼延通。紹興六年(1136)，呼延通在宿遷縣(今屬江蘇)與金人牙合孛交鋒，兩人苦戰多時，最后扭打在一 起，從馬上墜落于坑坎中。牙合孛用篦刀刺呼延通腋下流血，呼延通死死掐住牙合孛的咽喉不放，終于生擒牙合孛，《水滸傳》中呼延灼活捉韓存保便是前一故事的翻版。 船火兒張橫和浪里白條張順，一為南宋初年太行山忠義軍頭領，一為南宋明末年襄郢西山民兵部將。張橫是抗金英雄，紹興五年(1135)秋，張橫敗金人于憲州(今山西靜樂)，擒其守將。張順則是抗元英雄，咸淳八年(1272)，張順與張貴帶領西山3000民兵順漢水援救襄陽 (今湖北襄樊)。這時襄陽已經被元軍圍困5年，宋軍多次救援都遭失敗。張順等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轉戰百余里，到達襄陽城下，給予城內守軍極大鼓舞。及收軍點視，獨失張順，幾天后有浮尸溯流而上，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軍中驚以為神，襄陽軍民將其斂葬，并立廟祭祀。《水滸傳》中“涌金門張順歸神”一節便是這段史實的摹寫。

《水滸傳》描寫的不是農民起義，除了宋江起義的歷史事實，水滸故事流傳的社會背景和材料來源，以及《水滸傳》的實際描寫以外，還有《水滸傳》成書以后的遭遇，也能夠說明《水滸傳》不是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 盡管《水滸傳》何時成書現在還有爭論，但是現在所知《水滸傳》的最早刻本不是民間坊刻本，而是明嘉靖年間都察院刻本，都察院是朝廷監察各級官吏、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機構，由都察院出面刊刻《水滸傳》，自然如魯迅所說：“世人視若官書”。如果說明朝都察院刊刻一本描寫農民起義的作品來鼓勵民眾造反，這實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水滸傳》在明代流傳時，都冠有“忠義”二字，書名就叫《忠義水滸傳》，或者就干脆叫做《忠義傳》，這與宋江故事在宋元時期流傳的基調是一致的。如果硬要說歷代統治者都容忍人們公開宣揚造反，那就缺乏起碼的政治常識了。

當然，從明朝崇禎十五年(1642) 六月二十三日由朝廷發出第一道禁毀《水滸傳》的命令以后，《水滸傳》的命運發生了改變，朝廷由推崇《水滸傳》變為禁毀《水滸傳》。清代統治者 也沿襲崇禎皇帝的這一政策，堅持禁毀《水滸傳》。這當然說明《水滸傳》確實有不利于統治階級統治的思想內容，不過，細致分析，這里還有其他原因。崇禎十四年 (1641)二月，著名文學評論家金圣嘆評點的《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由貫華堂刊行，金本《水滸》只保留了《水滸傳》前七十回，所謂“削忠義而仍《水滸》”，并通過評點大罵宋江“假忠義，真強盜”，凸顯了《水滸傳》中的反抗性內容，加上當時正是農民起義如火如茶的年代，這自然會引起統治者對《水滸傳》的反感和恐懼。清代在多次禁毀《水滸傳》時，都注明“即《五才子書》”，如乾隆十九年(1754)、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的禁令，無不如此，說明所謂統治者禁毀《水滸傳》主要是針對金（圣嘆）本。事實上，清代所流行的《水滸傳》，全部是金批《第五才子書》，以至于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一般人還不知道有多于70回本的《水滸傳》，后來發現120回的《水滸傳》還驚喜不已，出版時特意取名為《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綜上，可以啟發我們，《水滸傳》從成書到流傳，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作者的真實意圖，絕不是描寫農民起義，而是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和條件下，作者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撰寫的一部作品，這就難怪“文革”時期，批判《水滸傳》時，直接把宋江等人定性為投降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