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寫他的武俠小說的時候,是用粵語,海寧話還是國語寫的?有沒有具體的證據?

哈哈?,題主你真逗!

“金庸寫他的武俠小說的時候”,用的,就是你在他的武俠小說里看到的語言。

“具體的證據”,也就是你在他的武俠小說里看到的語言。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金庸,修改過他武俠小說的情節,但從沒改變過他小說的語言——不論是從粵語或海寧方言改成國語,還是變換語言風格。

(梁羽生)

大致回顧一下金庸的小說如何寫出來的,應該也能算作一個證據。

1924年2月,金庸,本名叫查良鏞,出生于浙江海寧一個富有的世家。

至于其幼年如何頑皮,讀書又怎樣聰穎,都一概略去不再講。

話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金庸在短暫北京之行后,重回香港《大公報》,不久調《新晚報》當副刊編輯。恰好,梁羽生亦在此任職,兩人遂成好友——時常海闊天空“神侃”,又一起下棋、寫“棋話”——副刊上一個專欄的文章。

他倆聊得最起勁兒的,是武俠小說。

(梁金對弈)

當時流行的,是白羽的《十二金錢鏢》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兩人經常“唾沫橫飛”,大談心得,但都沒想到自己去寫武俠。

1953年,香港兩位著名拳師吳公儀和陳克夫相約打擂,鬧得市面上相當轟動。

《新晚報》總編輯羅浮靈機一動, 找了梁羽生,說在報上為他開個專欄,專寫武俠。梁一口應承,第三天,《龍虎斗京華》便刊出,且一路連載了下去。

梁羽生由此而名聲大振。《新晚報》也銷量大漲。

1955年,羅浮又找到查良鏞,說:“《香港商報》急需有武俠小說連載,我已向他們推薦你來寫,你就寫吧!”

查亦沒推辭。

他想起幼時家父兄長講的乾隆出身軼事,遂動筆把這一段稗史傳說,繁花鋪陳,洋洋灑灑,寫成了蕩氣回腸的《書劍恩仇錄》。

這一寫,查良鏞第一次使用了“金庸”的筆名。每天一篇,延續了一年。

當時金庸所用的,就是現在仍然保留的“語言”。

《書劍恩仇錄》連載一個月后,已經是譽滿香港,使得《香港商報》一紙風行。

金庸曾說,從一個月的時候開始,大批讀者給他寫信,有銀行經理、律師、大學部講師,也有拉車的工人,有七八十歲的老婆婆,還有八九歲的小弟弟、小妹妹。

同時,南洋許多地方,電臺開始連續播放這部小說,街頭也有說書人在說。

此時,梁金并稱,一時瑜亮。

《書劍恩仇錄》之后,1956年,查良鏞開始寫《碧血劍》,繼續在《商報》連載,仍然是每天一篇,仍然是使用“金庸”這個筆名。

1957年,查良鏞進入香港當時最大的電影公司——“長城電影制片公司”。

工作換了,但是他手中寫武俠的筆一日未停,接著寫的,是《雪山飛狐》。

《雪山飛狐》,被當時的人們稱為“石破天驚”之作。據說,大街上永遠有人在討論“胡斐手中的刀有沒有砍下”。

在人們還沉浸在爭論之中的時候,查良鏞第四部武俠小說開始在報紙連載了,這就是《射雕英雄傳》。

這是1958年。這年查良鏞34歲。

查良鏞好友倪匡曾說:“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說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

1959年5月20日,查良鏞以8萬港幣,開辦了《明報》。

這張報紙,在大報林立的香港,只是一份4開小報。很多人認為,不出一年半載,《明報》肯定會關門大吉。

然而,查良鏞憑著一支如椽妙筆,憑著在《明報》連載他的武俠《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竟然令《明報》在“夾縫中”逐漸壯大。

后來,查良鏞又陸續寫下了他的其他武俠小說,直到1972年的最后一部《鹿鼎記》,都是在報紙連載,都是用的“金庸”這個名字。

后來,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他的本名,而“金庸”則如雷貫耳。

有評論稱:“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另有評論稱:“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劍影、曲折離奇;細加比較,便不難發現,金庸的作品比舊武俠小說多了一種人情味,一種歷史滄桑感,一種詩意,一種深刻人生哲理。”

這時候,應該就不是“梁金并稱”了,金庸成為名副其實的新武俠一代宗師。

但不管怎樣,金庸的武俠,始終是“連載”時的語言。

語言,是金庸武俠的一大特色。

這種語言該如何定義呢?

大約可以說,是最適合于武俠這種題材,也最適合上個世紀后半葉的華人世界年代感的,帶有古白話特色的漢語白話文。

梁羽生的語言,還有舊武俠小說的“文言文”痕跡,有些“舊”;而古龍的語言,又好像違和于他所描寫的那個時代,有些“新”。

金庸的武俠語言,包括小說中眾多人物的名字,都體現著中華悠久文化的神韻,就像藏之彌久的醇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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