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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青(Staylight)
簡介:文化行業從業者
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偶像產業開始興起,到80年代泡沫經濟鼎盛期,伴隨消費社會的潮流,偶像熱潮風靡東洋列島(具有Idol號召力的偶像大量出現:如中森明菜、松田圣子、小泉今日子、中山美穗等少女偶像、AKB48制作人秋元康1980年代打造的女團——小貓俱樂部、以及近藤真彥、少年隊、光Genji等“杰尼斯”(Johnnys)男子偶像。這一時期的偶像以完美的造型、靚麗的人設、精湛的藝能展示于粉絲面前。而作為物欲橫流的都市生活的象征,偶像風潮的盛行也代表了消費社會中人們對城市、現代、摩登、動感魅力的向往。
少年隊
此時的日本經濟已完成戰后第三次飛躍 [第一次飛躍是1968年明治維新100周年之際,日本的大陸生產總值超過西德,成為西方世界中第二;第二次飛躍是1981年,日本大陸生產總值超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蘇聯的大陸生產總值統計方式與西方國家不同,日本經濟超過蘇聯的時期界定有多個版本)],1987年這個東瀛島國的人均GDP超過美國,位于發達國家的前列。國民生活的富足伴隨該時期“日本第一”的呼聲甚囂塵上,日本全民的自信正空前高漲。
然而好景不長,伴隨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的崩裂,日本社會開始陷入長期的低迷狀態之中,而這也對日益勃興的偶像產業造成影響。這一時期,各大電視臺資金緊張,紛紛砍掉不必要的電視節目,音樂欄目首當其沖。面對日漸減少的曝光率,新近成軍的偶像及偶像團體的生存狀況越來越艱難。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大幅度衰退,民眾的購買力也在減弱,“非剛需”的偶像專輯、演唱會票務的銷售也日益變得低迷。
如何尋找到一條進化成長之路,對于當時的后輩偶像們來說極其艱難,也意義重大。在過去,偶像的發展被嚴格限定在音樂領域和影視領域,而伴隨資金的匱乏、資本的退去,影視行業的大量作品和音樂領域的許多節目都被勒令停止攝制或暫停播出,而此時往綜藝方向發展便顯得尤為重要。1990年代中葉,以杰尼斯新生代男團SMAP為代表,偶像藝人紛紛出演綜藝欄目(偶像藝人出演綜藝節目今日看來極為普遍,但在當時卻是一大創舉)。為了拓展生存空間,他們扮演起了過去搞笑藝人的角色(夢がMORI MORI)、演出了許多今日看來難以想象的高風險綜藝節目(1993年新春才藝大會上SMAP進行空手道、雙截棍、劈磚等才藝表演,團員森且行在演出高風險節目時腿部骨折)。也正是憑借這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SMAP勇于超越以往偶像概念的束縛,他們涉足影視、音樂、綜藝、主持、舞臺劇等各個藝能領域,闖出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1996年,由該組合名稱命名的綜藝節目《Smap×Smap》在富士電視臺播出,并常年保持收視冠軍的地位。
《Smap×Smap 》
經濟的低迷不僅令偶像藝人的演出活動發生重大改變,同時也對偶像的職業生涯產生了影響,而這一點與日本職場在泡沫經濟前后的劇烈變化相得益彰。過去,日本的雇傭制度是終身雇傭制,而伴隨經濟規模的日益萎縮,這種制度難以為繼,非正式雇傭成為主流。這一不穩定的雇傭制度體現在偶像領域,便是以女團AKB48為代表——過去偶像藝人或團體往往與某一經紀公司簽約,以此來進行音樂、影視、綜藝、廣告演出;而AKB48的運營模式則是在最大化降低成本的基礎上,擴大成員間的競爭——不同的成員簽約不同的經紀公司,通過總選舉這種粉絲投票模式,展開激烈競爭,進一步擴大藝能實力和社會影響力。
激烈的競爭不僅存在于偶像之間和偶像組合內部,也普遍存在于日本社會之中。評論家宇野長寬在其著作《00年代的想象力》一書中寫到,90年代(即1990年代)是一個自我封閉的時代,御宅族(Otaku)在這一時期成為社會風尚,而00年代(即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則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決斷時代。在這一時期,競爭日益白熱化,“格差社會”“下流社會”已然形成,社會中的勝、負組也已決出。泡沫經濟之前的國民自信不復存在,民眾的精神生活發生了巨大改變,“草食性格”日益取代“動物精神”成為社會主流,大眾紛紛退回到自己“縮微物語”的觀念世界之中。對于不善社交的御宅族來說,日常生活的閉塞,職場工作的不順、互聯網路的興起讓其將目光投向二次元領域;伴隨經濟的低迷,他們的孤獨困苦無法訴說,也無傾聽對象可以傾訴,只能轉向線上的虛擬社區。泡沫經濟后這一悲觀、壓抑的社會觀念的轉變,被1980年代偶像女團“小貓俱樂部”的制作人秋元康敏銳地發現,由此成立了女團AKB48。
AKB48
AKB48將二次元的視聽感官轉化為三次元的現實存在。二次元開始三次元化的物理空間是秋葉原(Akihabara),而其精神寄托便是AKB48這樣的“萌妹”組合。AKB48滿足了御宅族的所有幻想——對“萌”的定義,對蘿莉的向往,甚至是不會拒絕自己的女性的存在——AKB模式引入了握手會這一粉絲互動模式,令御宅粉絲們可以與自己向往的偶像近距離接觸。
這種異性之間的接觸含有一定程度的性暗示。在古代日本,男女身體接觸被視作授受不親而被禁止,而在當代的社會環境下,這種接觸則處于灰色地帶,帶有多少軟色情的意味。在現實中,許多宅男都有明顯的社交障礙,不僅是在職場工作中,同時也在與異性交往時。由于經濟上的困難、生活上的窘迫,令他們無法與一般女性開展正常交往。而握手會只需花極少的資金便能與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展開肢體互動,當然會令其開心不已。
這種握手見面會作為日本社會大男子主義和“準社會交往/準社會關系”(para-social interaction /para-social relationship)的投射映襯于偶像-粉絲文化之中。一方面,日本社會男性地位遠高于女性,以男性價值觀作為社會主導觀念,這在給男性帶來榮耀的同時,也會對男性造成很高的社會期望。許多御宅族男性由于不能在白熱化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同時又受困于社交才能的匱乏,無法取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豐裕的物質財富,也因此在求學、工作、戀愛……上屢屢受挫。這些人無法適應現實生活,在社會常人和家庭成員面前顏面盡失,其內心受到極大沖擊,自卑封閉。而此時偶像握手會的出現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他們內心的這種缺失,令其戀愛、交往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和滿足。
AKB48 握手會
此外,日本社會許多成年男性心中一直對幼女文化情有獨鐘。不管是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舞女的單純唯美,亦或是巖井俊二影片《關于莉莉周的一切》中蒼井優演繹的女性的殘酷青春物語,對女子貞操、純潔變態式的向往令日本男人對“蘿莉“偶像情有獨鐘。這些男性認為現實中的成年女性過于社會化和強勢,他們無法與這些女性進行溝通和交往,也因此只有在追求”蘿莉“偶像的過程中,他們的心理欲望才會像孩子一樣得到滿足。
另一方面,御宅族粉絲與普通的粉絲一樣,或多或少都會對偶像產生“準社會交往“的幻想,這是一種單向度的交往形式——偶像作為“大眾情人”讓渡出自己的部分隱私,以滿足粉絲追求的欲望。盡管這多半是粉絲臆想出來的結果,然而在現代文化工業體系下,為取得最大化的資本收益,(經紀公司唆使下)偶像的回應已經越來越曖昧不清,而握手會、見面會這種形式則不僅能讓御宅族粉絲親身見到自己向往的明星,同時身體上的接觸也會加強其“準社會交往”這種“戀愛”關系,令現實中各方面受挫的心靈得到”撫慰“,甚至使部分粉絲產生宗教般的狂熱膜拜,并作出許多瘋狂出格的追求舉動。
除了握手會這種見面形式以外,為了實現與粉絲的當面互動,小劇場模式也被引入。實體的演出場所、低廉的票價設計拉近了偶像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同時也令其核心迷友群體顯現出來。田中秀臣在《AKB48的格子裙經濟學》一書中寫道,日本常年的通縮經濟形成了通縮文化。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購買日益減少,而滿足精神需求的“心智消費”日漸成為主流。優衣庫、Zara等低價服飾品牌的暢銷在某種程度上與AKB48的成功形成對應,它(她)們的主流消費者和粉絲群體都是普羅大眾、御宅族和學生,而不是非富即貴的精英階層。與此映襯的是,這些普通人的成長過程正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發展歷程。
對于日本社會歷經“失去的歲月”的男性和女性而言,AKB48等女團的出現既有“治愈”的一面,也有“激勵”的一面。對于成長于泡沫年代的日本男性而言,通縮經濟不僅造就了“通縮文化”,同時也帶來了“求職冰河期”的困境,這段時期不僅造成了前文所述的正式雇傭和非正式雇傭之間的分化,同時也令就職活動變得極其艱難。職場的難以進入令社交活動無法開展,也讓這一代人的戀愛、婚姻、事業成為難題,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不婚人群。許多泡沫年代成長的男性已進入中年階段,仍然單身未婚,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造成日本少子老齡化的原因之一。而AKB48這些青春女團的出現,又再次引發這群已過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的青春回憶,甜美的笑容(盡管并非出于本意,而是鑒于商業目的)“治愈”了他們(或者說滿足了男性的欲望),令他們懷念起高中時期初戀的初心懵懂,亦或是單純愛戀時的美好甜蜜……
對于成長于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日本女性而言,與同年齡層男性一樣,她們也遭遇了經濟衰退,以及更為嚴重的失業危機——1997年山一證券和北海道拓殖銀行的破產,令日本經濟陷入系統性風險,金融危機一觸即發。而這一時期有SPEED、早安少女組等女性偶像成軍,她們的成功不僅引領了流行時尚的潮流,同時也令身處失業中的年輕女性獲得了極大激勵;而成立于2005年的AKB48在逐漸成為國民天團的過程中,也經歷了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的金融危機,其成長道路也是為數不多的日本女性的高光時刻,成為女性力量的象征。
SPEED
與之前的偶像不同的是,1990年代之后的偶像演繹的作品也不再局限于卿卿我我的青春愛戀主題,其創作更多地涉及社會議題和現實困境,因而能引發更大的社會共鳴——2003年,SMAP的單曲《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被譽為日本第二國歌。其歌詞主旨直指白熱化競爭的“內卷(化)“社會,不僅唱出了日本國民的心聲,同時也使SMAP晉升為國民天團,并令擁有類似社會文化背景的東亞鄰國大陸、韓國的年輕一代感同身受。
成為國民團體的SMAP也更新了人們對偶像組合的認知——不是作為引導流行時尚、快餐文化的風向標,而是作為與普通國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精神圖騰存在于世。偶像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他們的出現是為了讓忙碌于日常生活的個體得到片刻的歇息、讓人們保有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源泉。SMAP成員香取慎吾曾經表示:“有一群因為認識我們(指SMAP)而保有笑容的人們(歌迷),他們很多身處困境,但遇到我們時即使再艱難,也會有片刻笑容的展露,我們或許就是為那一瞬間的笑容而存在吧!“
SMAP
盡管偶像的存在令這個世界豐富多彩了許多,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實中的所有困境不可能因其存在而忽然消失。世紀之交的日本曾經有一段反思現代性的風潮,這種“世紀末”的觀念體現在(麻原彰晃的奧姆真理教發動的)對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1995年發生的天災人禍——1月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和3月的東京地下鐵沙林事件令日本陷入了現代性反思,阪神淡路大地震令戰后經濟、科技發展的物質神話成為泡影、而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則對工具理性和“內卷(化)”競爭社會做了血腥般的回應,展現了日本人現代性社會中精神的虛無)的反省、對末日反烏托邦社會的幻想、對現代文明人性淪喪的內省和賽博格時代的恐懼、以及對人被科技和資本異化的擔憂。然而如今的日本國民顯然已不再擁有同樣的價值信念和反省精神,紛紛沉浸在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奶頭樂”的娛樂氛圍之中,“娛樂至死”儼然成為當下日本國民遠離政治,逃避現實的“春藥”。AKB48暢銷單曲《戀愛的幸運曲奇》(戀するフォーチュンクッキー)MV的開場盡管描述了這樣一個現實中的日本——“(大眾)既沒有金錢,也沒有工作,事事不如意。”(No Money. No Job. Too Much Bad News.),然而整首歌曲所表達的都是沉浸于男性虛擬幻想中的臆想象征。伴隨泡沫經濟離去的宏大敘事的凋零,令娛樂幻想成為社會的新新信仰,每個個體都生活在“奶頭樂”的縮微物語之中。
“治愈”系觀念的盛行則不僅意味著左翼抗爭運動的不復存在(值得注意的是,AKB48制作人秋元康年輕時正是左翼青年,如今則靠“治愈”(滿足)“御宅族”男性受傷心靈(虛幻欲望)而賺得盆滿缽滿),更反映的是在右翼保守政治、蕭條經濟現狀的影響下,人們在極大的社會壓力之中,焦慮、壓抑、孤獨、原子化的尋求慰藉的被動生存體驗。偶像握手文化的出現,展現了現代社會所蘊含的短暫與脆弱。與偶像的身體接觸只是一剎那,其是現代性的表征,即一切都是那么不確定、短暫和隨機,沒有永恒只有片刻。握手的偶像本身就是戀愛禁止的個體,這種看似對于所有粉絲平等的制度,反而是促使粉絲無法生活在更加虛無的現實社會的基礎。除此之外,AKB48這種“萌妹”組合的興起也令原先被視為非法的雇傭童工、戀愛幼女、“援助交際”體驗被正當化、大眾化、普及化和商業化,其實質反映的是日本社會集體潛意識中男權觀念的盛行,幼女、美少女的崇拜作為一種信仰深植日本男性心中。而無處不在的消費文化,無孔不入的消費主義也令對偶像的崇拜變成實際利益的支持,是一種“人身化的商品拜物教”,這體現在專輯、演唱會門票、寫真集的銷售,握手會、見面會、總選舉等各種偶像活動之中…..
不管對偶像的存在是持支持的觀點,還是從批判的視角解構它的存在,日本的偶像制度對于我們正在風行的偶像行業,飯圈文化都很有借鑒價值。時下全球的經濟走勢與日本常年通縮的經濟環境日趨一致,而日本這種“娛樂至死”的現狀以及國民精神生活的困境,在全球化的疫情危機中也已呈現于世界各地,或許深入思考日本偶像制度的演變、分析它的利與弊以及存在的社會背景,會對我們更好地觀察當下生活,進而去感悟現實中的精神世界,提供一個恰當的渠道和窗口。
編輯:Tan
FILMOP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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