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界歷史上，關棟天有著怎樣的藝術經歷？

關棟天老師，有名的京劇演員、京劇名家、京劇老生、有名京劇大師、國家一級京劇演員、有京劇界的“男高音”之譽、有名京劇表演藝術家，父親關正明(有名老生演員)、母親李薔華(第二代程派傳人中的佼佼者、京劇旦角)。

話說曾經在網上看到這么一條消息，說那個標題嚇人一跳，叫三頭六臂關棟天，當時覺得，喲，怎么關棟天成了神仙了，后才才知道，其實這個名字他說他三頭六臂呢，一是說他第一是在上海演京戲，同時又在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話劇，同時又在河南鄭州演歌劇。他曾言，京劇嘛，因為《貞觀盛世》以后，就跟尚長榮老師又排了一出叫《廉吏于成龍》，那么話劇是張愛玲的原著，上海作協主席叫王安憶，就寫《長恨歌》那個她改編，然后導演是黃蜀芹，當時上海媒體講，是三大才女打造《金鎖記》，那么他就是演這個《金鎖記》里頭的那個三少爺姜繼澤，歌劇是河南開封，演出是在鄭州，但是排戲在開封，是《清明上河圖》，他演《清明上河圖》的那個畫《清明上河圖》的那個畫家叫張擇端。

和很多著名的京劇演員不一樣，關棟天他從事京劇，當然他是非常有名氣了，也非常有成就，但是呢，他并不像，他跟別的人不一樣，就是他并沒有進過專門的藝術院校去學習的。那他這段自學成才的經歷是怎樣的，他并非科班出身，因為他的學藝的過程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的，文革期間吧，父母親政治沖擊，關在牛棚關了一段時間以后，出來就沒事干因為他們正當年，政治上還沒解放，在家里頭有點苦悶，那時候就拿他當玩意了，沒事干嘛，那時候他十五歲不到一點，那么他記得很清楚是一個冬季的晚上在家里頭，他在那兒泡著腳呢，坐著(在)小凳子上，他兩個腳擱在小盆里，他父親就坐在他對面，他說我來唱一句給你聽一聽，你會聽出有什么不同嗎，他那傻乎乎的，朔風吹他唱兩遍，他也不懂，他說聽不出來。我第一遍是一般的唱法，第二遍我是很講究的唱法，字頭、字腹、字尾，他說我再唱一遍聽出來了嗎，聽出來了，從那一天晚上開始，就逐漸的一邊他父親可能是有意識的，一點點把他帶帶帶，帶到他對京劇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那個時候他是高中要畢業，又下放農村做知識青年，就即便是在那種情況下，他還，只要回到城里就學，學完了到農村里，干完活還得練，然后1978年回城了以后，那時候練功苦那時候已經決定想做專業演員了，就不甘心這是我學戲唱著玩了，想做專業演員了，專業演員不一樣，就不是說你有嗓子你能唱就行了，你還要基本功，尤其京劇演員，就那段時間練功練得挺苦，那時候他做裝卸工，上了12個小時班，上完12個小時休息一天再上，是這樣的。當時是在武漢當工人，踩腳踏車十幾公里，踩完了以后，下了班踩著腳踏車，車后面夾著一雙練功鞋到京劇團，那個時候，1978年以后呢，政治環境逐漸就寬松了，那么他父親的面子、很多老師，練功時都來教他，那段時間他練功練的很刻苦，也許就是因為刻苦吧，有一些進步，然后就想入非非了，就是非常堅定的說，我要做專業演員了，他媽(媽)是說什么都不同意，文革吃了那么多苦，說你還再往這個圈里跳，說什么都不成，他說那不成，他說您要不讓我唱戲，我寧可我去死，多堅定呀。就是那個情況下，后來就考試，雖然他父親當時也算京劇團的領導了，于是請了文化局的領導來看，人家看還算是塊料吧，先進來再說吧就這樣進來了。

進了團之后，第一次登臺的時候他還記得嗎，《文昭關》伍員馬上怒氣沖，那是在進團之后多久，1979年，也就是一年之后第一次登臺，那是在武漢有個民眾樂園，那是以前比較重要的娛樂場所，也當然是以京劇為主了，他記得還是個小劇場，那時候日場戲，因為通常年輕演員出來都是先以演日場戲為主，然后覺得你是塊料了，有一定的舞臺經驗了，然后才能逐漸轉到大劇場，然后唱夜戲。在武漢京劇團的這段時間里演過的這些戲當中他覺得對他個人藝術方面他覺得是演哪些戲感覺比較成熟，在武漢團的那段時間對他印象最深的、對他以后藝術發展最有幫助的就是1980年底1981年初的時候，北京京劇院到武漢演出，當時還有趙燕俠老師，譚元壽老師演的《打金磚》，他在這之前他從來沒看過這出戲，就看完了以后他也是一種激動，特別的激動，他也想演這出戲，但是談何容易，《打金磚》是一出文武老生非常吃重的戲，他就纏著他父親，說自己想學這出戲，他父親說行啊，那我就跟元壽老師去講，環么元壽叔(譚元壽)比他父親小兩歲，他一聽就非常高興。當時其實他父親的意思是說，係不一定非要演這出戲，但是作為一個青年演員，你學會這出戲對你是有幫助的，他那時候不知道關棟天他已經決定說我不管多難我都要演，元壽老師呢，二話沒說，說這出戲是李少春先生教給我的，你現在愿意學，我傾囊相贈。但是呢，你父親對唱腔很有研究，不必照我的去唱，他說你有你的條件，你父親又是很有造詣的藝術家，可以根據你的條件在唱腔上做變動，都沒關系，但是我就教給你這出戲。關棟天聽了他很感動，學完了以后他就回家練，因為這個吊毛、倒插虎、僵尸這種一邊唱一邊摔，愣是1981年的時候，前年初參加武漢的會演，就以這出戲得獎了，當時這出戲說得獎的、頒獎的那天他們還不在武漢，就跟著他父親、1981年的下半年跟他父親一塊沿著長江一帶就演出了，什么蕪湖啊、安慶啊、南京，最后到了上海，到了上海11月24號他結婚，11月25號的晚上，1984年他在上海勞動劇場，他父親就跟這個勞動劇場當時的經理叫呂君武，就說，我兒子讓他演夜場吧，我跟他前面開鑼，讓他后面唱《打金磚》，他說這可不行，他說我們雖然是老朋友，公事公辦，他說你兒子不錯、條件好，我們讓他唱日場戲，我請你來是要賣票的，你兒子上海誰也不知道，只認識你老關，文革以后你第一次來上海，大家捧你那理所當然，我票好賣，哎呀，你就給孩子一個機會，我了解他，你讓他試試，說給機會唱日場戲，就再三跟他協商，最后他總算答應了，結果那天11月25號晚上賣票就是賣的不好、四成，那個時候勞動劇場沒改造過，那是以前的一直遺留下來的三千多個位子呢，你想四成才多少人，所以觀眾席是比較冷清的。但是那天晚上唱完了，觀眾就不成了，就跟炸了窩似的，這個好就沒完，哎呀，文革結束以后去的院團也不多，像他們這種年輕的演員也就更不多了，再看到他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啊，亂叫，誰也不怕，初生牛犢，結果一下子就紅了，當天晚上呂君武就決定說再加一場，結果再加一場的時候，他們說是盛況空前，就是勞動劇場的鐵門早早就全給拉上了，這個售票房沒票賣了，退票一直退到一里地之外，就是從西藏路、延安路那邊一直退票等到勞動劇場，三千多張票，是位子全賣滿，然后他(關棟天)一上去，臺上不能動，動就是好，就1981年那一次，就算他在上海就是有了一點名氣了。

從那次開始是在什么時候，上海京劇團向他伸出了雙手，1983年，1983年的夏天，第二次，他父親帶著他們一個團去了蘇北那帶，那當時是沿著長江南岸走，因為1983年到了長江以北的地區、蘇北地區，那一次演出簡直是，回過頭來他是極大的一次飛躍，就是上了很大一個臺階，為什么，那次演出就是他父親基本上都讓他在唱，或者他們倆父子一塊唱。他唱前面關棟天唱后面，關正明唱前面他唱后面，今天是關棟天明天是他，那個時候他父親只要他上臺的時候，就拿著個小本、拿著筆，就站在側幕條，他完了卸妝都不卸，就在那兒演出他給你記，記完了下來就給你說，就每天這樣，而且條件十分之艱苦，那時候還自己帶行禮，天又熱，又有蚊子，又是衛生條件不好，但是演出任務又繁重，就是在那種比較相對艱苦的情況下、環境中，這樣去鍛煉去磨煉，提高太快了，那他那時候的關公戲、紅生戲，都是在那時候唱的，然后他到了上海，最后一站又進上海了，因為你1981年去過人家認識你，但是他們當時進到上海的時候很不巧，就是五運會，全國第五屆全國運動會，所有的劇場全部安排滿了，就是你想進都沒有劇場，最后安排到盧灣區文化館，是一個很小的劇場，連演十一場，連滿十一場。當時他進去后就連唱了，前后唱了四場《打金磚》，然后唱了《戰太平》、《紅鬃烈馬》丶《四郎探母》，就是整個他父親基本不唱，就是完全是他在唱，連挑十一場。當時觀眾時隔了兩年之后再一看，他們說又進步了，又提高一大塊，而且能夠挑梁唱大戲，他運氣比較好，那時候張學津老師和李崇善老師，文革以后，就北京人嘛，在上海呆著呆的也不習慣，就要求回北京他們回了北京，那時候童祥苓老師身體又不太好，就是老生這個行當呢，就是年輕的就沒有了，就把他從武漢給提溜到上海了，然后到了1988年的時候，這里還有一個小故事，1988年的時候呢，當時是天津在年底有一個全國京劇新劇目匯演，尚長榮老師，他叫他尚老板，夾著《曹操與楊修》的劇本就來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就跟京劇院談說，我想跟上海京劇院來搞這出戲合作，當時答應劇本好，當時指定的楊修是他，當時京劇院是三出戲去天津，一個是《曹操與楊修》、一個是《潘月樵傳奇》也是新編歷史劇，一個是一個小戲叫巜六月雪》，新編《六月雪》，然后當時呢，《潘月樵傳奇》京劇院本來想請童祥苓老師演，后來《潘月樵傳奇》，祥苓老師說我身體不太好，要再排新戲可能吃不消了，那祥苓老師不演，就沒辦法了，京劇院來找他說跟你商量件事，你和言興朋都是我們京劇院的現在的主要的青年演員，但是現在祥苓老師不演潘月樵，興明的風格顯然不合適，那么你排過《乾隆下江南》，你有創作經驗，這個京劇院現在黨委決定讓你去演《潘月樵傳奇》，把《曹操與楊修》讓給興朋，他是非常的有想法，也可以說是非常的不高興。而《潘月樵傳奇》在排練的時候出現了一件非常影響他人生道路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